有一張旧照片讓人不能忘懷。照片很普通,拍的就是一對兄妹,哥哥抱著妹妹,兩小孩都沒有看鏡頭,妹妹閉目酣睡,哥哥則把頭轉向一邊像在遠眺什麽。
這位哥哥就是野口勇,母親是美國人,父親是日本人,臉型輪廓已經可以看出美日混血兒的特征。照片拍攝於1912年的日本茅崎。這時他8歲,跟隨母親從美國來到日本“追隨父親”已經5年。
現在回看這一年,世界紛亂,中國的老百姓在忙著剪辮子,全世界的報紙都在報道泰坦尼克號的沈沒,距離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只剩下區區兩年。 但在茅崎這個小地方,這一切都尚未影響兩個小孩的世界。
現在的茅崎是神奈川縣的一個海濱勝地,和日本的其他地方不同,有點夏威夷風情,大把大把的年輕人在這里把青春耗費在海浪和沖浪板上。不知道當時的茅崎是不是也有這份自由奔放,所以才使來自美國的 Gilmour 女士決定落腳在這里。
後世人回望前朝,會打開上帝視角,我們都知道接下來日本和美國,日本和亞洲,會發生怎樣的撕裂。在這種撕裂之下,做一個美日混血兒,生命中會帶有可想而知的艱難。不過至少照片拍攝的時候,一切尚未發生,年輕的野口勇擁有陽光和海灘,和大多數人一樣,不知道長達半個世紀的顛沛流離,即將拉開帷幕。
而野口勇的父親可沒時間對此感到焦慮。這位學貫東西的詩人、作家、教授、情聖,正忙著寫詩、為報紙撰寫專欄,在“美國情人及私生子”和“明媒正娶的日本妻子”之間疲憊不堪的奔波。沒完沒了的“兩頭跑”顯然有損詩人所需的“獨處時光”,野口勇的父親很快就厭倦了這一切,斷絕了與他們的往來。
要知道,當年在美國時,這位情聖除了與野口勇母親戀愛之外,還同時與另一位美國女人秘密訂婚,更早之前更曾和某位老頭子作家親切“調情”,被其稱為“英俊的小男孩”。但回到日本後,情聖的精力顯然已經不覆往日,可見家庭生活對“詩意”的摧毀。
和母親來到異國他鄉追隨父親,父親卻另有家庭,這大概不是個良好的成長環境。野口勇回憶童年時也說,“不安全感是童年的一部分”,“住在一幢外國風格的房子里,上外國人學校,我變成了自己的外國人,這片土地上的陌生人。” // 不過說起房子,野口勇在日本倒不是毫無收獲。
那時候他母親還抱有讓兒子“成為一個純正日本人”的幻想,所以借了400日元在茅崎買了一塊很狹小的地,打算修建一幢傳統的日式住宅。但她的日語水平實在無法與木匠們打交道,所以她把野口勇推到前面,讓他去監工。
對於10歲的項目主管來說,修房子顯然是個重大項目,在監工的過程中,木匠們時不時讓這位年輕的甲方幫忙打打下手。而甲方也頗有天賦,很快就學會了一些日式傳統木工的技能。木匠們肯定不會知道,他們其實是這位日後享譽東西的雕塑大師的啟蒙老師。
後來野口勇孤身一人回到美國印第安納州上高中時,也是憑一手日式傳統木匠絕活兒,在高中里脫穎而出。
那時他終於從日本回到美國,對自己的一半日本血統深感厭倦,覺得美國才是自己的故鄉。但他的美國同學見到他之後,卻跑去報告老師說,“外面有個奇怪的孩子,用鑿子和鋸子不知道在搞什麽”。他的老師也說,“現在,我們有了個小日本(Little Jap)”。
希望之中的自然融入並沒有發生。但絕活兒可以用來獲得尊重,野口勇也逐漸懂了這個道理。他用日本傳統的木工技能製作的小東西在學校意外地受歡迎。這會強化他身上的日本標簽,但至少他得到了一些正反饋,正反饋有時可以左右人生的選擇。
野口勇真正開始做雕塑,是從一個夜校開始,而這要歸功於他的母親。
那時野口勇已經在美國監護人的建議下考上了哥倫比亞大學,學了兩年的醫學。他的母親和妹妹從日本回到美國,一家人終於團聚。聽說兒子上了常青藤頂尖名校哥大,今後前程想必遠大,母親的反應並不是喜極而泣,而是找到他的美國監護人大吵一架,質問他為何讓一個充滿藝術細胞的年輕人去研究人體細胞?最後,在母親的授意下,野口勇離開了哥大,開始在達芬奇藝術學校的夜班課程學習雕塑。
這段時期,除了真正將自己投入藝術事業之外,野口勇的身上發生了兩個重要的變化,首先,他發現了紐約。
紐約是什麽地方?是紙醉金迷,是龍蛇混雜,是不夜城,是沒人在意你是誰從哪里來,是 Capital of the world。
野口勇被紐約震撼了,“從鄉下來到紐約這樣的大城市,我感到了自由”。
可以想像,野口勇站在紐約街頭,看著各色人等,聽著人聲嘈雜,誰還不是個紐約客?一點混血血統算得了什麼?只有在這種誰都不屬於,也不屬於誰的巨型商業都市,他才真正屬於那里。所以,即便他後來已經周遊世界,紐約也一直是他真正意義上的家。
第二個變化是,他開始正式使用“野口勇”(Isamu Noguchi)這個名字。在這之前,他在美國用的是母姓 Gilmour,高中同學稱他為 Sam Gilmour。野口勇拒絕使用父姓,顯然與父親對他們母子的態度有關。野口勇出生後一度沒有名字,連“勇”這個名字也是他和母親追到了日本後才終於拜父親所賜。
現在,他在紐約,從一個顯而易見的怪胎,變成泯然眾人。血統的困擾突然消失了,新的困擾出現了,在這個人潮洶湧的大都市,他自己到底是誰?
攝影師、畫廊主 Alfred Stieglitz 回憶年輕的野口勇第一次來畫廊時的情景,當被問到是哪里人時,野口勇回答,From all over the world(世界人)。 這是個巧妙的回答,但也暴露了回答者本身處於迷惑之中。
加入雕塑班並獲得老師的賞識之後,野口勇很快就憑借 Undine 這樣精彩的作品確立了藝術家身份,同時靠為名人和富豪制作肖像產生的收入,明確了自己可以作為職業藝術家而生存下來。 但是那又怎樣?一個初出茅廬的學院派雕塑家,只是紐約蕓蕓眾生中的一粒微塵。
野口勇很快意識到,相對於 Gilmour 這個平庸的愛爾蘭姓氏,一個日本名字和其代表的背景, 已經不再是異類的標簽,而是代表了一種魅力,只會使他顯得更具情調,更受歡迎。所以盡管對父親一直心懷怨恨,他還是啟用了父親的姓氏。
名字這個東西非常神奇,代表了一個人希望靠近什麽,希望拒絕什麽。就像20年前的外企,趾高氣昂的白領們用英文名來標識自己是全球化浪潮中的一員。對於移民和混血兒來說,名字更是一個人最底層的身份認知。
很多年後,有個韓裔日本人安本正義也來到美國加州,發現自己面臨一種尷尬的局面,即自己是一個說日語叫日本名字的韓國人。他最終在美國受到了某種觸動,看到美國的亞裔以少數族裔的身份光明正大地生活,他開始認為自己從小因為韓裔身份所受的霸淩和對血統的遮遮掩掩都是一場“無意義”,所以回到日本之後,毅然將名字改回了“孫正義”。
關於韓裔日本人的命運,可以去看一本韓國小說《柏青哥》,蘋果公司後來根據這本小說拍了一部電視劇《彈子球遊戲》,登上了日本電視劇榜的榜首。這是另一個有關身份認同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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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口勇在26歲的時候通過西伯利亞鐵路從巴黎向東前往日本。這是他的第二次巴黎之旅。上一次他拿了古根海姆的讚助前往巴黎,在雕塑家布朗庫西的工作室和街邊咖啡館里度過了愉快的7個月。
那是至關重要的7個月,通過擔任布朗庫西的助理,野口勇開始認知到如何與石頭相處,這也是他投身現代主義與抽象風格的開端。而與日本的關聯,對當時的野口勇來說,無疑是更重要的,他需要去尋找與自己的名字相匹配的靈感源泉。
沒想到,未到日本,靈感已至,因為他來到了北京。野口勇原計劃只是在北京中轉,但到達北京後,卻被胡同生活和京片子文化深深吸引,最終北漂了半年之久。
在他眼中,這個一千年歷史的城市是另一個巴黎,有著深刻沈重的歷史,但更富有意想不到的樂趣。而且,那時北京的房價是如此友好,用他的說法,像他這種窮藝術家,都能在胡同里租得起一個 “House”,附帶專屬傭人和車夫,還配有一個能說法語,同時擅長法餐和中餐的廚子。
總之是一百年後的北漂同行們想都不敢想的條件。 他甚至得到了五十只鴿子,每只鴿子腳上都綁著一支葫蘆做成的鴿哨,當鴿子飛上天空的時候,鴿哨聲像一種意志一樣在空氣中回蕩。用野口勇的話說,這鴿哨聲後來一直陪伴著他,出現在他的作品里。
更重要的是,野口勇認識了齊白石。
齊白石對於和這位小友交流很有興趣,教會了他如何欣賞水墨畫,告訴他“繪畫就是在像與不像之間”,指導他如何控制墨水的流動,還教會了他如何雕刻印章。野口勇還參觀了各種古跡和廟宇,為胡同里的各色人等制作畫像和雕塑。這像是一段夢幻中的生活,使從他習以為常的兩個背景中抽離,開始了解文化是如何在不同國家之間流動,一張世界圖景正在逐漸展開。
在北京他還產生了一個重要的認知,“日本美學的根源就在中國,日本的生活哲學——對自省和自然的執念——也來自中國”。不知野口勇會如何思考中國文人畫的意境,如何理解神似和形似。但我們可以在他那時的畫作和與北京相關的作品中看到某些日後的端倪。
幾個月後,野口勇發現如果繼續樂不思蜀下去,口袋里的錢將無法支持他到達日本。北京的夢幻生活終要告一段落。
當野口勇到達日本,受到了熱烈的歡迎,似乎與之前的“區別對待”完全不同。 他感到自己愛上了這個地方,“這里的人們歡迎我,就好像我是屬於這里的人一樣”。不過他很快發現,人們總是稱他為“著名詩人的兒子”,這讓他有點不快,“我來這里不是作為野口米次郎的兒子,而是作為美國人野口勇”。
話是這樣說,但他還是借這次機會修覆了與父親的關系,並在父親的介紹下進入了日本的文藝圈。野口勇認識了一些畫家、雕塑家、作家、媒體人,還長時間接觸了陶藝和庭院設計。日本的“禪意”、“侘寂美學”開始系統地進入他的創作體系,同時也令他在今後對庭院和空間設計一直抱有極大的興趣。
來日本的目的看來已經達到。另一個故鄉已經用溫柔的懷抱重新接納了他。他自己回憶道,“我對日本產生了深深的依戀,我愛日本,愛它的缺憾和美德”,“這是我最早的夢想的基地”。
不過,溫情脈脈之下,他感到那些曾經撕裂自己的東西似乎依然存在。他發現,在日本的藝術家身上,民族主義和對西方的反感正在慢慢發酵,這種慢慢發酵的情緒也存在在他父親的身上,甚至存在於整個日本社會。這與他想要的恰恰相反。
連警察似乎也在監視他的一舉一動,“他們總是想知道,你在哪里,你是誰,你在做什麽。好吧,我是個美國人,我正在參觀古老的日本藝術”。
幾個月後,等他乘船回到美國,踏上舊金山的土地,他寫信給他的妹妹說,“回到了自由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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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口勇喜歡的女性也總有一種邊緣感。
1935年,他去墨西哥的時候,就曾和弗里達·卡羅(Frida Kahlo)墜入愛河。弗里達的人生就太極致了,她6歲得了小兒麻痹,18歲遭遇車禍,頸椎碎裂,脊柱折為三段,還有一根扶手穿透了她的下體,她後來說,“這次事故讓我失去了童貞”。
弗里達又說,“我這輩子經歷過兩大事故,一次是車禍,一次是叠戈·里維拉(Diego Rivera)”。里維拉就是她的丈夫。
那時候野口勇正在里維拉的指導下為墨西哥城的一個市場創作浮雕壁畫。1930年代,墨西哥城的國際氛圍吸引了大量的藝術家和知識分子。在弗里達家里擺滿鮮花和墨西哥傳統陶器的長桌上,藝術家、作曲家、作家、環球旅行者高朋滿座,夜夜笙歌。野口勇再次感受到了自由,他在自傳里寫,“墨西哥多麽不同啊!作為一個藝術家,我不再感到任何疏離,藝術是有用的,是社區的一部分”。
“藝術要有用”這個理念,日後會引導野口勇創作一系列的設計作品。不過在墨西哥,他的注意力很快就被弗里達的美貌和激情所吸引。生命越破碎,情感反而愈濃烈。那時,里維拉與弗里達親妹妹的姦情剛剛令弗里達萬般心碎,而野口勇是一個在恰當的時候出現的,眼神清亮充滿異國情調的英俊小生。兩人的感情很快發展到過於如膠似漆的地步,以至於被里維拉捉奸在床。
某天,弗里達的傭人突然闖進來告訴正在床上的兩人,里維拉來了。野口勇只好跳窗逃走,里維拉則在後面拿著槍緊追不舍。野口勇慌忙爬上一棵樹再翻上房頂,腳上只穿著一只襪子。因為當他“用最快的速度穿上衣服”的時候,弗里達養的一只無毛狗不識相地撲過來把他的另一只襪子叼走了。
後來,野口勇在46歲時又迷上了演員山口淑子,山口淑子這個女人也很不簡單,她還有個中文名叫做“李香蘭”。即使你不知道這個名字,你也一定聽過她的熱門單曲,《夜來香》和《何日君再來》。
山口淑子雖然是如假包換的日本人,但是出生在偽滿洲國時期的遼寧。她在撫順和沈陽度過了自己的童年,中文屬於母語級別。她一直認為遼寧是自己的家鄉,20歲時才第一次踏上日本的土地,還被海關官員訓斥為何穿得像個中國人。因為中文太好,再加上長相靚麗,十幾歲的時候,她被“滿映”選中,在電影中扮演愛上日本青年的中國女孩,用以潛移默化地做殖民宣傳。
沒想到,山口淑子的藝術天賦太高,一發不可收拾,最紅的時候,“李香蘭”這個名字和金嗓子周璇等人一並名列“上海灘七大歌後”。她的影響力不只侷限在中國,也輻射到了日本,她以“中國歌手”的身分在東京日本劇場舉辦的演唱會造成了史無前例的交通堵塞,連主角本人都因門口太過擁擠而差點無法進場。
一句話,古早級的 Super Star。而除了始作俑者滿映,幾乎沒有人知道她是日本人。
直到日本戰敗,中國打算以漢奸罪判處李香蘭死刑時,才發現她的真正身份。一個日本人當然無法被判處“漢奸罪”,所以只好將她遣送出境。
但中國的一切像影子一樣跟隨著山口淑子,當野口勇在紐約遇到她的時候,她甚至還穿著旗袍。兩人第一次見面吃飯,野口勇就對她說,“中日戰爭的時候,你一定過得很艱難”。山口非常驚訝,為何這個“外國人”會如此明白自己當時的兩難處境?
兩個同樣深陷在身份泥沼中的人,遇到了懂得,找到了彼此,一年之後,兩人結婚。
婚後兩人大部分時間住在日本鐮倉的一幢二百年歷史的農舍里,房主是藝術家北大路魯山人,他對兩位新人說,想住多久就住多久。這對璧人在這里度過了一段非常“日本”的快樂時光,他們的愛情相當熾烈,曾經在家里縱情熱舞,跳塌了二百年歷史的地板。
不過好景不常,後來野口勇開始顯露出挑剔的一面,他要求妻子和來訪的朋友都必須穿和服,禁止山口剪頭發,穿的鞋子也必須與二百年古宅的基調協調。這些要求十分細緻龜毛,令山口淑子不勝其煩。何況在山口的眼中,野口勇無疑是一個美國人而已。
最終這段婚姻只維持了5年,相互懂得的璧人也還是分道揚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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籠統地回看野口勇的藝術生涯,會發現他從來沒有掙脫身份認同的藩籬。
有評論家說,這種漂泊無根的感覺,概括了野口勇的藝術生涯。在現實中,他沒有能稱之為家的地方。在藝術上,他也從未堅持一種風格、一種材質或一種媒介,所以在藝術上,他也沒有家。
從他脫離學院派時期,希望以“世界人”來構架自己的身份開始,他就變成了所有人的外國人。不管他想靠近哪一方,哪一方都表現得饒有興致但很快又意興闌珊。
他從傳統的西方學院派人像出發,試圖從現代主義和抽象風格上建立個人風格。然後很自然地回到了東方,東方審美和抽象的關系令他以為這是可以仰仗的。但他很快發現東西雙方對他的看法都過於標簽化,所以開始在各種材質和風格之間做嘗試和跳躍。一直到晚年,他才終於在石頭這種天然材質上,在一種不事雕琢的方式上,在東西方理解力中間的無國界地帶,安頓下來。
而他的設計作品,也總是在兩極徘徊。既有 Large Table 這種非常現代工業的作品,也有完美繼承了日本傳統民藝的 Akari。
說起 Akari,這顯然是野口勇最平易近人的作品。Akari 在日語里意為“光”,野口勇稱他的作品為“光的雕塑”。盡管很多人都說 Akari 在嚴格意義上不能稱為藝術品,只是商業產品。甚至在野口勇籌備個展時,也有朋友建議他不要展出 Akari。但野口勇總是固執的堅持展出,甚至會為它安排一個專門的空間。
Akari 極容易仿制,所以野口勇在制作時采用不對稱、不規則的手法。有趣的是,恰恰是這種異變賦予了 Akari 超越燈具的意義。當它被點亮時,飽含月亮一樣的神性,仿佛日本神道教中居身於世間萬物的神靈。
也許對野口勇來說,Akari 即是某種和他自己一樣的多重混合體。 它的原型來自古老的日本紙燈籠,有著竹子框架和桑紙制作的外殼,所以它無疑是東方的。它通過現代的電力和照明技術點亮,所以它又是現代的。它十分輕盈,可以用來照明,不使用時可以折疊進一個信封,所以它是實惠的、有用的。野口勇顯然很為自己能夠創造出這樣的集合體而感到欣慰。
這些燈後來在全世界的各個場合被點亮。你可以在餐廳碰到它,可以在美術館碰到它,當你走進宜家,也能找到和它相近的產品。不需要任何藝術素養,每個人都可以欣賞它。
再後來,野口勇開始變得受歡迎。他的公共藝術和庭院設計很受商業公司的喜愛。那時也正是日本經濟強勁發展的時期,不能否認他搭上了日本崛起這趟快車。
那幾年,野口勇的生活被來自美國、日本和歐洲的委托所填滿。同時,他開始成為美術館的寵兒和各種獎項的獲得者。1987年,還從里根總統手里接過了國家藝術獎章。
也許是得益於情聖的基因,雖然野口勇後來沒有再婚,但身邊從來不缺少美好的異性。從年輕美貌的舞蹈家到不求回報地照顧他生活和生意的經紀人,這世界開始對他展現包容和溫柔的一面。
一切都在向著世俗意義上的功成名就前進,似乎那個茫然的、撕裂的、不停張望的靈魂已經被拋在腦後。
1988年12月,野口勇晚年最重要的紅顏知己 Priscilla Morgan 來到野口勇的公寓,發現他發著高燒,食欲不振。野口勇的私人醫生上門診斷為肺炎,並安排救護車將他送到紐約大學醫學中心。不久之後,野口勇在這家醫院逝世,享年84歲。
Priscilla Morgan 回憶她和野口勇出發去醫院時,野口勇非常仔細地著裝,打扮得一絲不茍。Priscilla 問,為什麽去個醫院也要這麽優雅?
野口勇回答,你不會理解,你的外表就意味著你會受到尊重,而我是個混血兒,我必須要穿得像個紳士。
參考資料:
The Noguchi Museum
《Listening to stone, the art and life of ISAMU NOGUCHI》
反觀雕塑:野口勇作品全集
《李香蘭之謎》
Christie’s Collecting guide: Isamu Noguchi